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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忆日本东京

http://Tran.httpcn.com 日期:2002-4-11 来源:神州学人


遭遇警察

东京留学期间,与警察打过一次交道,让我终生难忘。

与国内不同,东京无“民警”、“交通警”、“片警”的严格区分。无论什么警察着装都一样,穿警服的人只要站在马路上,他就是交通警,要承担交通警的职责,哪怕是负责刑侦的警察,走在马路上遇到了交通事故,也得参与处理善后,如果躲避算是失职。同理,片警遇到刑事案件,也必须参与到案件处理之中。这样做,警察资源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,政府节约了开支,事半功倍。

我遭遇的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,至今仍不清楚,我只知道在马路上,他们是交通警察。

事情经过是这样的:一天傍晚,我从高田马场骑车去新宿看望一位亲戚,归来时天色已晚。走到半路,突然一辆黑色小汽车在我前方十多米处戛然停止,接着走下来两位年轻的警察,他们走到我身边分别给我行了一个礼,然后与我攀谈起来。通过发音他们断定我不是日本人。“你是中国人吧,”其中一个警察试着问。我点头示意,“你们这是……?”他俩相视一笑:“对不起,您违章了。”

闻此,我十分吃惊。根据东京的交通规则,自行车可以上人行道,也可以在马路两侧行驶,我是靠边行驶的啊!

他们看我不解,揭开了“谜底”——我的车上没有照明灯。

我这才意识到我忽略了这个问题。在中国,20世纪50年代曾有过自行车配备照明灯的规定,但那都是老皇历了,没有想到,日本人至今仍固执地执行着这样的规矩。

为了打消我的疑惑,那个刚问过我的警察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,一边用铅笔指给我看,一边以缓慢的语速朗读。我只得就范,在异国他乡触犯法规,这还是第一次。我有些忐忑不安,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样的处罚。听说新加坡至今仍有鞭挞的刑罚,想及此不寒而栗。

另一个警察此时要求我拿出自行车的购买证明,幸亏我带在身上,他拿着这张小票就钻到汽车里去了。剩下一位就开始同我攀谈,但谈话内容与我违章风马牛不相及。他说他到过北京,对八达岭长城赞不绝口,说那是他所看到过的最宏伟、最有气魄的建筑,日本历史上没有修过类似长城的防御工事,也没有修过城墙,只有规模很小的“城下町”城堡。

谈到兴头上,我早已忘记了自己的“被告”身份,开始向他讲述北京的历史和文物。谈话中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。大约十多分钟,钻进车中的警察出来了,与同伴小声嘀咕了几句。我隐隐约约听见,是说我的自行车没有问题。后来我才明白,他们是在排除我的车是行窃得来的可能性。

临别前,他们又一次郑重地指出我违章的事实,同时建议:若嫌照明灯贵,可以买个手电筒代替。

第二天,我立刻买了个手电筒,但再也没有碰见过警察。

走在日本街头,我时常能目睹他们为人服务的场景。帮助路人搬自行车,经过难行的路段,给每个人敬个礼,道一声对不起,说一句工事影响了您的出行。据说这样的警察一个工作日内要敬几百个礼。地铁站口,一位出行者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地,被一警察发现,立即把患者背到了医院。日本人说,这是警察应尽的义务。这些警察并未因此成为英雄或名人,或引起媒体的特别关注——因公殉职也不例外,因为这是他们的本分。

十多年过去了,留学的琐事忘得差不多了,但那次违章之事却记忆犹新。我因此认识了东京的警察。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秩序(包括交通秩序),工作时以人为本,待人亲切,工作重点不是疏导交通,而是疏导人,强化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。他们的宗旨是让交通工具的驾驭者心服口服,自觉遵守交通规则,而不是强制命令。让我感触最深的是,他们讲究工作方法,遇到违章事件不威吓,不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地进行“有罪推证”,而是按照“无罪推证”的原则进行排除,然后就事论事,进行明确提示,达到教育违章者的目的。以实际行动确立警察的威信,让人敬而不畏,愿意与他们交朋友,那两个警察实际上已是我心中的朋友,就是明证。

社区“教室”

日本人喜欢集体活动,喜欢抱团,奉行集团主义组织原则。这是他们最基本的组织学特征。“组织”并非虚物,是实实在在的。它有三大系统:一是株式会社(公司);二是民间组织(如经团连、农协等);三是社区组织。

社区组织是为那些没有加入前两个组织的人开辟的社会活动空间。参加社区某一组织的活动,这在东京是很普遍的。社区组织特别面向退休人员、离职人员、家庭主妇、残疾人、无业人员等。有了社区组织,使得他们也有了归宿,有了心理寄托。

“教室”是最受人关注的社区组织之一。走在东京街市上,到处皆见“XX教室”的广告。根据日本法律,国民可自由结社,成立任何组织都无需向政府申报,所以成立“教室”之类的组织是十分方便的。

“教室”原指为学习某种技能、工艺或单纯为了聚会而结成的团体,有明确的活动目的、计划与章程。发展到后来成为聚会的一种特殊方式。“教室”种类繁多,常见的有茶道教室、花道教室、裁剪教室、绘画教室、剑道教室、外语教室等,数不胜数。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组建“教室”的理由。参与其中任何一个,就等于寻找到了组织依托,像失群落单的大雁找到了队伍,不再孤独与寂寞。

鸭巢有一个绘画教室。教师是华侨何先生,地点就设在他的工作室——一间30平米的画廊。何先生60多岁了,擅长中国水墨画,功力颇深,他的画挹之有神,摸之有骨,玩之有声,令许多人望而驻足,为之倾倒。原口老人就是其中一位,她已年近八旬了,20世纪30年代老伴曾在哈尔滨一家银行工作,她陪丈夫在那里生活了几年。她喜欢讲汉语,更喜欢中国山水画。她想借助教室,一石两鸟,在学习绘画过程中捎带着复习一下已经忘得差不多的汉语。其他成员大多与原口老人有相似的经历,带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,聚集在这里学习绘画,一同回忆那段往事。这个“教室”明显地具有“同好会”的性质,学绘画是一种契机,目的在于寄托怀旧情思。

最令我难忘的是和他们一起包饺子。认识原口老人是通过朋友介绍的,一天,她和绘画教室的成员邀请我去教他们包饺子。我爽快地答应了。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来到了何先生的画廊,20多位成员早已等候在那里。

原料买好之后,我就开始在画案上操作。首先做馅,我采用的是猪肉和大白菜,不同于日本家庭常用的猪肉加卷心菜或韭菜。同时,我告诉他们,日语中的“饺子”类似于中国的馄饨,和中国的饺子相差较大。他们一下子来了兴致,围在画案周围,不时地提问,我则一一解答。

见他们人多,我建议大家分成小组,开始实践。一个小组做,其他人观摩体会。从实践中掌握三个难点:白菜攥水、顺方向搅动肉馅、擀饺子皮。看着他们一板一眼地做,我则手把手地教,忙得不亦乐乎。饺子终于煮熟了,吃着中国风味的饺子,他们一致认为,味道远在日本饺子之上。他们一边以喊“万岁”的形式庆祝几个小时忙碌的成果,一边向我表示感谢。受到如此众多的长者众星拱月般的“恭维”,这在我一生中尚属首次。

之后,我和他们中很多人成了朋友。

现在,“社区”一词的使用率越来越高,已成为时尚词汇,随手翻阅一份报纸都不难找到。然而“社区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?我在东京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答案:社区就是地缘亲情,就是具有共同生活情趣的人们的一种凝聚方式,就是市场组织(株式会社等)、民间组织与家庭之外的第四种组织形式,它可以是地缘的,可以是宗教的、文化的、体育的,也可以是休闲的,也可以什么都不是,只为了聚在一起寻找些乐趣……

“社区”一词用得最多的地方并不一定是社区最发达的地方。在东京生活,很少听到“社区”的说法,但社区组织无处不在,大多以“会”、“教室”、“教”、“团”等名义开展活动。

东京“旧”城

带着“古都旧城风貌保护”的课题,我来到东京。几年下来,我感到研究的结果与预想大相径庭。

来东京之前,印象中日本是个奉行保守主义的民族,对传统敝帚自珍,从不随便丢弃旧东西,更不会频频以“新”换“旧”,对文明传承采取简单置换的方法,他们很善于延续传统的文明。因此我想当然地认为,既然如此,他们一定是旧物的保护主义者,不会轻易伤旧物毫发。否则,怎么能算是“保护主义者”呢?

事实证明,我想错了!

日本人保护传统并不是简单地维护旧物,恰恰相反,他们采取的是有理智有目的地破坏旧物、消灭旧物以促进新物诞生的方式。新物继承了旧物的遗传基因,旧物通过新物实现涅,事实就是如此。

最令人惊愕的是,在东京这个奉行保护主义的地方,很难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物,甚至找不到一座百年以前的民宅。有名的寺庙或神社,外表看丝毫没有旧痕,都好像是刚建不久。对摇摇欲坠的建筑进行抢修,贴贴补补,以延其寿命,这样的事情绝无仅有。就是最普通的民宅“一户建”,也是新建的居多,五六十年代的“兔子窝”算是最老的了,但也越来越少见了。我相信,不久这种民宅就会绝迹。

朋友奥矢先生带我游览浅草寺,一进寺门,我惊呆了:虔诚的信者熙熙攘攘、水泄不通,他们绝不像是旅游者,而像是朝圣者。许多人身着和服,跪拜烧香,一举一动都证实着这个民族对传统的敬畏,证实着“保守”二字在他们心中的份量,证实着历史的延续。然而,寺庙外观却是崭新的,一尘不染,丝毫没有历经风霜的痕迹。包括钉在大门上的那双硕大的草鞋,都像是做好不久刚刚挂上去的。

我满怀兴趣开始了研究,从作为最一般的研究对象——民宅入手。我发现,这里的所谓民宅传统保护并不是保护民宅的建筑材料,不是保护作为原物的建筑物,因为对于以木质房屋为主的民宅来说这近于不可能。木质房屋充其量只有几十年的寿命,他们保护的是生活居住习惯与民宅的形式,并以此来保护传统。形式脱离材质独立存在,而且是比材质更重要的一个要素。尽管现代化的家电与汽车纷纷闯进普通家庭生活,但并没有改变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居住方式。这就是保护传统的关键所在。

拆掉旧房子重新盖,不过意味着更换材质而已,并不意味着创造一种迥然不同的民宅形式,所以新房子一般不会太出格,怎么看都像旧房子的“孩子”。这样苦心保守,为的就是传承历史与文化,增强民族认同,促进民族延续,保持对自己民族的自豪感。和式房屋(日本传统<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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